張維為：我補充一點，楊教授講得很好，就是我們在進行國際傳播的時候，講好普通人的故事。實際上大量的國際傳播是不涉及政治的，就是談文化，甚至談餐飲，談一個古建筑，談文物保護等等都可以，都會有很好的受眾，只要你做得好。但有一點就是，我們做傳播的人，我們的學者，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這個太重要了，因為幾乎你避不開的，任何時候突然他問一個政治問題，任何場合，任何事情。比方上外要舉辦國際新聞教育大會，我可以想像多少西方人要質疑你們。所以你就必須要回答這樣的挑戰(zhàn)。只有你有自己的政治自信和中國話語，你可以反問他，你認為你們這個叫新聞嗎？這是假新聞吧？我們可以用很多西方學者研究的成果來證明，他們的許多新聞變成假新聞了，你可以反問他們?yōu)槭裁磿霈F(xiàn)這樣的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你可以質疑西方。

主持人：張教授一直在說，要有中國原創(chuàng)的話語體系，但它是一個漫長的建構的過程，我們先要解構，然后建構，那您覺得我們綜合過去這些年的努力，再看看我們下一個階段，還可以在哪些地方有突破？

張維為：因為在座的不少都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師生，外語表述太重要了。我舉個例子，當時出版《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時，“中國震撼”怎么翻譯，當時請了兩個人翻譯了該書的第一章，后來我看看還是翻得不好，我就自己來翻，很辛苦，翻得很累。

我開始想看看人家怎么翻譯的。比如中文里很簡單一個詞：震撼，它指的不光是物理上的震撼，也指心靈上的震撼，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詞，他們開始翻成China Shakes，但這個是指物理上的震撼，這樣翻譯的話，這本書就失敗了。后來我花了很多精力，跟幾個朋友商量，最后我們用一個詞叫China Wave，中國浪潮。

翻譯本身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進行國際傳播時，特別是我們的一些很好的學者，如果你的作品沒有被翻譯得很好的話，那會非常之失敗，要么你自己英文好，或者其他語言好，你自己翻譯，要么你找到真正懂行的，外語好的，理解你的，認同你觀點的人來翻譯，這樣傳播效率會好很多。    

主持人：對，這個翻譯的效果，自己翻無人能出其右。不過張老師剛才提供了又一個視角，當我們在做傳播的時候，你也得了解對方，如果你完全不了解對方，你就光顧著介紹自己，那可能對方也很難，用我們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語言說，領悟到你的點。

郭可：我覺得就是要了解對象國的情況，我們目前亟需要做一件基礎性的工作，尤其作為高校、外國語大學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基于一些不同的區(qū)域國別開展外宣的數(shù)據(jù)庫案例的收集。現(xiàn)在這個工作實際上已經(jīng)在做了，但這個事情不是那么好做的，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需要靜下心來，認認真真做基礎性研究。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只是開始，而且也不光是一個大學就能完全把這件事情做好的，它要有一個社會化的體系來支撐。我覺得我們國家已經(jīng)到這個時刻了，就是我們不是懂一點俄語就好了，我們要深入去了解每一個國家跟我們國家的關聯(lián)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假如說我們不能夠從這個基礎性的角度去理解、研究這些差異，那么我們的國際傳播在今后還會遇到很多困難。

主持人：郭教授提出一個非常有啟發(fā)性的命題，我們一直說年輕學生承擔的責任未來可能很重大，不只是說在國際傳播中可以做一些工作，他對于中國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國，可以沉下心去做重要的橋梁工作，可能很多事情不是在表面上能看得見的。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務區(qū)，由中企承建。圖自新華社

郭可：我們有個同事，他是跑到非洲去搞田野調查，回來以后跟我分享了一個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觸，在這一塊像美國等有些國家，它確實做得比我們早。比如，在某一個礦區(qū)的投資，我們因為不了解這個礦區(qū)的一些前期數(shù)據(jù)調查，可能要挖10米以后才能挖到某一種礦，這樣成本就高，但是美國人他點的這個礦區(qū)，都是挖個1米不到，真的礦就出來了。這就是把基礎性研究，直接轉化為生產(chǎn)力。所以我覺得國際傳播今后拼的是這種基礎性研究。  

張維為：這就是我們要借鑒的西方經(jīng)驗或教訓，因為他們是從殖民主義起家的，所以長期以來有非常明確的經(jīng)濟目的和政治目的，經(jīng)濟目的比如我就是要搞清楚哪里有礦產(chǎn)，日本也這樣做，德國也這樣做，英國、法國、美國都這樣做。我們這方面沒有做過，那么現(xiàn)在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我們要充分認識這一點，我們要做大量調研。另外就是政治情報，因為西方是要把人家分而治之，把你給搞亂，他們就研究你們有什么矛盾，怎么挑撥，西方是非常明確的。我們現(xiàn)在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去研究各國的具體情況，看怎么促使他們內部的團結，促進他們對中國的友好，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

提問環(huán)節(jié)

蔣吉衣：各位老師好，我叫蔣吉衣，然后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學專業(yè)，我之前也有過一些和國際傳播相關的實踐經(jīng)歷，主要就是把一些中文新聞編譯成外文報道，在這個過程中我就發(fā)現(xiàn)我們在做編譯的時候，不僅僅需要考慮到國外受眾的閱讀習慣，同時也要能夠傳達出具備我們中國立場的一些思想和話語。所以我想請問各位老師如何看待這其中的矛盾性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張老師有過在外交場合翻譯的經(jīng)歷，我也想請問在這樣非常重大的外交場合進行翻譯的時候，要如何兼顧到剛剛提到的這兩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