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攤到舞臺，從手藝到藝術(shù)：相聲不再只是一個“玩意”

早期的相聲，是真真正正的“下九流”。那時的相聲藝人也要分三等，一等進宅門，二等進戲園妓院，三等撂地。就算進宅子唱堂會，那主角也是唱戲的，相聲的作用就是插科打諢，和馬戲團的小丑差不多。舊日北京天橋賣藝的相聲演員，開場都要向周圍的女性預(yù)警：“姑奶奶，您別聽我們這玩意，我們不說人話?！鄙踔烈恍┱?guī)的大劇場，都會明令禁止說相聲的入內(nèi)。

相聲起源于底層，自然有些“草根性”，說白了，就是以較為隱晦的方式罵街，很能滿足當時一些小市民的低級趣味。因此，“傳統(tǒng)”相聲段子里往往充斥著大量的臟活、黃腔、倫理梗。昨天有幾個讀者留言說，馮鞏牛群的相聲之所以當年走紅是因為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相聲。真正的相聲就是必須得說“我是你爸爸”。若以最古早的相聲段子為“真相聲”的標準，那么他們說的其實是對的。

然而，這種“真相聲”是我們喜愛并希望流傳百年的藝術(shù)嗎？

自古以來，中國、或者說絕大多數(shù)傳統(tǒng)社會都同時存在兩種文化產(chǎn)品：大眾文化和上層高雅文化。貴族高官曲水流觴、投壺賦詩、賞鑒古玩；普通民眾逛廟會、看二人轉(zhuǎn)、聽相聲、賭錢。兩者并存幾千年。兩種文化是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沒必要苛責古人，談不上高下之分。不過，時代已經(jīng)進步，我們的確應(yīng)該想想，如何以現(xiàn)代價值觀為準繩，取傳統(tǒng)文化之精華，摒棄其中糟粕。

大眾文化當然要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意味著生活中不美好的一面也要照單全收。那些大量充斥著黃色笑話、惡毒挖苦的“平民藝術(shù)”，如“原生態(tài)”的二人轉(zhuǎn)、“真正的”相聲，能夠反映真實的平民生活嗎？底層文化只有惡俗化才能維持那一點“藝術(shù)”的生存空間?！霸从谏睢弊叩綐O致，是一條令人絕望的死胡同。

如果說是誰從底層的絕望中拯救了相聲，那就是侯寶林、孫玉奎等相聲改進小組的先生。也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侯寶林把相聲從地攤帶上舞臺。

侯寶林先生早在解放前就開始提倡文明相聲，也曾到過天津講文明相聲。奈何時代局限下的社會環(huán)境所致，百姓并不買賬，效果不好，侯先生也就離開了。解放以后，侯先生再次提出相聲改革的看法：“相聲在新社會里有沒有前途？有沒有出路？不可否認，解放以前舊相聲雖然也能滿足當時勞動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可是有些低級、庸俗、不健康的東西，糟粕很多，是需要改革的?！?

1950年初，孫玉奎、侯寶林、常寶霆、全長保等相聲名家在北京成立“相聲改進小組”。小組成立識字班，消滅文盲，進行時事教育。幫助舊社會過來的相聲演員提高文化水平，希望改造傳統(tǒng)老相聲，使相聲也能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

劉文亨與侯寶林

相聲改進小組不僅致力于段子內(nèi)容的改革，更是打破了極端保守、固步自封的傳統(tǒng)相聲“師承”關(guān)系。改進小組成立后，藝人的段子和表演技巧總結(jié)成為共有財產(chǎn)，統(tǒng)一整理、分配資源，促進交流，甚至公開出版。

相聲界第一次舉辦授課形式的講習(xí)班是在1950年，北京相聲大會去天津演出，一些十幾歲的小演員還不夠成熟。因此，劉德志、譚伯如、王長友等名家共同教授相聲。這次短期培訓(xùn)僅3個月，但培養(yǎng)出不少相聲名家，如陳涌泉。 相聲段子突破“家傳”的限制，甚至跨越了行業(yè)，從文化界取得助力。50年代，老舍用自身的影響力，常在《人民日報》撰文支持相聲，如《多編好相聲》、《介紹相聲改進小組》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