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姚富坤

費孝通的成功與成就并非僅僅依靠一己之力。費孝通在一定程度上開創(chuàng)了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一種學術風格和研究范式，對當代中國社會學起到了奠基作用。但這種作用應該說費孝通有一半，中國社會科學界、社會學界的共同努力是另一半。

前人的奠基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傳承賦予的。沒有傳承和發(fā)揚，前人的價值就會慢慢消磨乃至消失。在這個意義上，費孝通奠基了中國社會學，中國社會學成就了費大師。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國際政治要補課。由此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這四個學科得以恢復或重建。40多年過去了，這四大“補習生”補課補得怎么樣？在我看來，社會學的重建和恢復發(fā)展是非常成功和出色的。

中國社會學發(fā)展的成功之處在于，在前人開拓基礎上，在中國社會實踐發(fā)展的根基上，形成了中國社會學大大小小的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是學術生產的土壤和工廠。正是這些學術共同體把中國社會學推上了專業(yè)化水平，使中國社會學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概念體系和方法體系的學科。

在中國社會學界無數(shù)學人中有一位相當特殊，這就是被稱為“農民社會學家”的姚富坤。

姚富坤（資料圖）

我見到姚富坤是四年前第一次到訪開弦弓村的時候。2017年春天，徒步考察京杭大運河的路上，我們在蘇州停留了三天。這三天里我們特意訪問了兩個有特殊意義的村莊——江陰華西村和吳江開弦弓村。在費孝通紀念館我見到了十分消瘦、人稱姚老師的姚富坤。那次接觸時間不長，但我感受到這位姚老師不僅十分了解費孝通的學術，這些在書本大部分是可以了解到，他更知道許多費孝通文章著述背后的東西，這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第五次來開弦弓村，我確定的第一個訪談對象就是姚富坤。在村中逗留的三天里，我倆談話不少于10小時。

姚富坤是本村人，他的父親建國初期在震澤區(qū)開弦鄉(xiāng)當過鄉(xiāng)長。1975年，姚富坤在村里擔任農業(yè)技術員一直到今天。自改革開放后費孝通“三訪江村”開始，姚富坤參加了歷次接待工作，記錄下了全部訪問活動。自那時起，他向費孝通學習，刻苦自學社會學知識，成了一位費孝通學術的傳承者。他繼續(xù)了費孝通對開弦弓村以及江南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農村社會及工業(yè)化的研究工作。2010年，姚富坤與人合作出版《江村變遷——江蘇開弦弓村調查》一書，堪稱《江村經濟》的續(xù)篇。

住村幾日里，通過交談我感覺姚富坤確實十分了解費孝通，理解費孝通的學術，他甚至可以說是費孝通的一位忘年交。他向我談起費孝通與他交往時的諸多往事、費孝通和他說過的許多心里話。費孝通桃李滿天下，倒不多姚富坤這么一個未進師門的學生。但姚富坤的價值或許又是費孝通的許多門生弟子所不及的。這就是他對于開發(fā)費孝通的精神文化價值所起到的獨特作用。

“差序格局”、“人地矛盾”這些學術概念體現(xiàn)了費孝通的科學價值。費孝通篳路藍縷、開啟山林的學術道路以及為此經歷的坎坷磨難，則體現(xiàn)了他的精神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費孝通的一生堪稱近代以來中國愛國知識分子人生經歷的一個縮影。費孝通的精神價值與其科學價值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開弦弓村的傳奇就是費孝通精神價值的載體。

我原來一直以為姚富坤是開弦弓村費孝通紀念館的館長，第一次見他就是在紀念館一間寬大的辦公室里。這次來他帶我再一次參觀了紀念館。那天我們來得早，紀念館還沒開門，他帶我走到一個小側門前，拿出鑰匙打開門領我進去。進去后他熟練地開燈，打開各種設備，那一切就像在自己家里。平時姚富坤大部分時間都在紀念館里，但在這里他卻沒有任何正式職務和崗位。

姚富坤領著我在紀念館里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講，漸漸地我感覺已經化入了開弦弓村過往歷史當中，那些照片、展品似乎活了起來，我的思緒完全被拉入了幾十年前的開弦弓村。而姚富坤似乎是在和費孝通對話、拉家常，姚富坤似乎是在用費孝通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他用費孝通的語氣講話。

在開弦弓村的幾天里對我觸動最大、引發(fā)我思考最多的，是費孝通的經歷和他的精神，這些僅僅在費孝通的著作和文章中是不能完全感受和領悟到的。開弦弓村、費孝通紀念館，復原了那百年的風雨滄桑，帶領后人走過前輩的心路。費孝通紀念館不是為一個人樹碑立傳，它是一個時代的路書，它是一座精神的豐碑。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更了解和理解了姚富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