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丁鐸】

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出臺（2016年7月12日）距今已有5年，南海形勢和中菲關系早已今非昔比。其前后的波瀾起伏、跌宕轉圜給人以啟迪和鏡鑒——唯有將裁決徹底扔進廢紙簍，南海問題才能真正重返談判協(xié)商以謀長遠解決辦法的軌道。

然而，近年來域內外仍不時傳出將仲裁裁決奉為“圭臬”的聲音，這可能出于不明真相者盲目崇信第三方強制爭端解決機制的迷思，或來自少數(shù)人對海洋法規(guī)則片面解讀的偏執(zhí)，但更多是反映了部分域內國家試圖坐實裁決、強化單方面主張的戰(zhàn)略誤判，也反映了一些域外力量攪動南海局勢、挑撥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用心。這不僅無益于國際法治的健康發(fā)展，也不利于南海的長治久安。

一、裁決不是對國際法治的貢獻

持“裁決即國際法”論者的根本邏輯，在于裁決是依據(jù)《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組建的仲裁庭做出，必然在法律上“終局有效”。然而，恰恰是仲裁庭越權行使管轄，其做出的裁定也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仲裁庭不顧《公約》不調整領土主權事項的基本事實，無視中方通過公開渠道表達的立場和意見，對菲律賓精心包裝的訴求照單全收，強行裁定島礁歸屬，違背國際司法和仲裁機構慣常遵循的基本原則和審慎自律的精神。仲裁庭對中國已根據(jù)《公約》規(guī)定排除強制解決機制的爭端事項行使管轄權，使《公約》賦予締約國的這一重要權利大打折扣甚至是形同虛設，沖擊了《公約》作為“一攬子協(xié)議”所應具有的平衡和公正。這種將仲裁庭“自由裁量權”極端化、使其掙脫法律約束而任意行使管轄權的做法，不僅動搖締約國對《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信心，也貶損國際司法和仲裁機構長期積累起來的聲譽。

仲裁裁決背離《公約》的目的與宗旨，違背條約解釋的國際法規(guī)則，以“解釋”之名行“造法”之實，影響條約體系的穩(wěn)定性和可預見性。國際法院曾經強調，解釋不是修改條約，也不是將條約解釋為并沒有明文規(guī)定或必然包含的內容?！豆s》對諸如“歷史性權利”“群島整體性”“島嶼制度”等問題的處理，是在所有參與談判國家間達成的利益平衡，也是各國共識的最大公約數(shù)，一個字不能多，一個標點不能少。仲裁庭在這些問題上肆意變更甚至創(chuàng)設海洋規(guī)則，既顛覆了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資格，也虛化了“國際法系國家間意思一致”的本質，與國際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2018年4月12日上午，中央軍委在南海海域隆重舉行的海上閱兵  圖自：中國軍網(wǎng)

所謂“南海仲裁案”背后亦不乏政治操弄的跡象。當時的菲律賓政府提起仲裁前，并未就其意向和具體訴求與中方進行任何溝通，這種方式不是提起國際仲裁的常規(guī)做法。主導仲裁庭組建的國際海洋法法庭時任庭長柳井俊二為日本籍，日本在東海與中國有相似性質的爭端，且柳井本人還同時擔任日本政府“安保法基礎再構建懇談會”會長職務，在強化日美同盟、協(xié)調日美涉釣魚島政策上發(fā)揮作用。

在庭審期間，仲裁庭不僅在合理時限外允許菲律賓多次提交補充證據(jù)，還越俎代庖地代替菲律賓尋找有關證據(jù)并基于此作出有利于菲律賓的裁定，這些做法不僅違反仲裁庭自己制定的《程序規(guī)則》，還背離國際法上的一般證據(jù)規(guī)則。

二、裁決寫就的不是公平正義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根本作用是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但是，仲裁裁決違背“陸地統(tǒng)治海洋”的國際法原則，以解釋適用《公約》之名，行否定中國領土主權、固化菲律賓非法侵占結果并為其單方面主張背書之實，在法律解釋和適用、事實認定和證據(jù)采信上的謬誤不勝枚舉。

在歷史性權利問題上，裁決無視包括習慣國際法在內的一般國際法對《公約》未盡事項的調整規(guī)范作用，將《公約》視為評價歷史性權利是否合法的唯一標準，不僅扭曲了《公約》與一般國際法之間的并行關系，還試圖抹掉中國在南海長期持續(xù)的開發(fā)、利用及管轄活動所形成的獨特的歷史積淀、法理意蘊和文化特性。

在大陸國家遠海群島問題上，裁決割裂中國南沙群島的整體性，將中國關于南沙群島的整體性主張偷換為關于南沙群島單獨海洋地物的權利主張，從單個島礁地位出發(fā)判定海洋權利，其本身在邏輯上就是對群島整體性主張的事先否定，所得出的結論也是建立在錯誤的事實認定的基礎上。在處理群島整體性的問題上，裁決不僅未深入考察《公約》的締約磋商歷史，也間接否定了大陸國家遠海群島的普遍國際實踐。

在島礁地位問題上，仲裁裁決以造法式解釋的方式改寫《公約》島嶼制度條款，增設“定居標準”“社群標準”和“自給自足標準”，從否定菲訴求中都未包括的太平島的島嶼地位入手，認定南沙群島中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島嶼。這種做法違背法律上的“不告不理”原則，在法律解釋和事實認定上也有明顯錯誤，其結論更是與眾多關于島嶼制度的國際實踐有著天壤之別。

三、裁決不是解決爭端的靈藥

國際司法與仲裁機構的本質目標在于“止爭定紛”。然而，一個出于政治目標組建起來、為另一方援引合法理由拒絕、從而不具備任何合法性的仲裁庭所做出的枉法裁判，是不可能實現(xiàn)這一目的的。南海問題事關多國，領土主權爭端和海洋劃界問題相互交織，牽涉歷史、政治、法律等眾多因素，絕非仲裁裁決所能解決得了，更不能指望用一紙結論先行、漏洞百出的裁決將自己一廂情愿的單方面解決方案強加于另一方。

5年來，中菲關系之所以轉圜并健康發(fā)展，南海形勢之所以能夠趨穩(wěn)向好，絕不是因為“仲裁裁決解決有關爭議”，而在于菲政府采取理性的南海政策并與中國達成的擱置裁決、不以裁決為前提處理南海問題的共識。如果一些國家執(zhí)迷于“裁決即國際法和引路牌”的幻像而不知反思，陷溺于中國會接受一個毫無公平正義的解決方案的錯覺而不知警醒，其邏輯結果恐怕是南海爭議問題走進一個無解的“死循環(huán)”。

中國拒絕仲裁裁決是為了維護自身為包括《公約》在內的國際法所賦予的正當權利，也是為了維護包括《公約》在內的國際法的完整性和嚴肅性。南海問題的妥善解決注定漫長，但在探討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有關各方都應表現(xiàn)出克制和耐心，放棄任何于法無據(jù)、于理不合、于事無補的幻想，真正發(fā)揮《公約》所要求的“諒解和合作的精神”，共同維護好南海來之不易的和平穩(wěn)定，并開創(chuàng)合作共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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