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制度來源本土，有高度的獨立性，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政黨沒有足夠獨立性。”

“中國的民主，可以自力更生，不會出現對內民主對外霸權，這就是我們中國民主優(yōu)于西方民主的又一個重要特征?！?

在東方衛(wèi)視2月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74期節(jié)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再次講述中國民主的特色優(yōu)勢，同時進行中西方民主制度的對比。

范勇鵬：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不少被稱作民主的國家，但是“民主”這個詞的含義卻大不相同。在今天，世界上主要有兩種自定義為民主的制度模式，一種是西方主導的所謂“自由民主”，一種就是我們中國為代表的人民民主。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比較一下這兩種模式的異同，并且分析一下我們中國民主的優(yōu)勢何在。

首先，中國的民主是一個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說起“民主”這個詞，人們第一印象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沒錯，代表多數是民主的首要含義。一切以制約多數為目的的制度設計，不管你是好是壞，是強是弱，你首先不能叫做一個民主制度。一切不以實現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為宗旨的所謂的“民主”都是“耍流氓”。

我們黨的文獻很早就指出了這一點，社會主義之前的民主形態(tài)本質上都是少數人的統治，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實現最大多數人統治的民主形態(tài)。這句話怎么理解？我們首先回頭看一看西方歷史上形形色色的“民主”：不管是人們稱“民主之父”的古代雅典，還是歐洲中世紀民主典范的威尼斯、佛羅倫薩這些共和國，還是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被視為“議會制民主”源頭的英國，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極少數的人口享有的所謂的“民主”。美國同樣如此。美國建國和立憲都是極少數有產者的事業(yè)，與廣大人民幾乎無關。正如當時美國建國者之一的麥迪遜所說，美國政府的真正特征就是“完全排除了作為集體身份的人民，絲毫不讓他們染指”。

中國的民主相反，我們是一個人民革命的結晶，是千千萬萬中國人以不同的形式參與了人民民主革命，選擇了這個制度。新中國所有重大歷史發(fā)展、制度改革和政策制定的背后，也都有全國人民普遍參與的身影。中國制度的力量就是來自于多數，也只有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意志才能夠生存發(fā)展。因而中國的民主必須是一個多數的民主，必須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

這個最大多數怎么來體現呢？首先我們都很熟悉，我們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不同于西方的是，這個立法和行政機關的選舉不是中國民主唯一的形式，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制度，包括各種各樣的協商制度、基層自治、民族區(qū)域自治，以及最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黨的領導這一基本制度。

按照西方的教條，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民主機制。實際上，黨員和干部的吸納選拔機制本身就是中國一個最大的民主機制，全國人民里邊的優(yōu)秀分子組成了這樣一個以“服務人民”為宗旨、堅持群眾路線的黨，保障了人民的意志凌駕于一切特殊利益集團之上?？恐@些制度，我們最終實現了多數的統治，體現了多數的意志，保障了多數的權利。

如果我們理解了民主代表多數這一點，就能夠理解很多現象。比如說美國高居全球價值鏈頂端、從全世界吸取財富，但是美國人民的可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吸毒、濫用藥物、自殺還有監(jiān)禁率、暴力犯罪率等等指標都非常糟糕。但是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較低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卻實現了人民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飛速提升。在世界減貧事業(yè)空轉，西方勞動階級開始普遍陷入貧困的同時，我們在過去幾年卻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全面脫貧。在西方社會動亂上升、暴力活動頻發(fā)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治安卻一路向好。在西方很多城市日益貧富分化、形成一片片貧窮“孤島”的時期，中國的公路、高鐵、電網、網絡則在不斷地促進全國地理空間的均等化。所有這些細節(jié)，看起來雖然沒有四年一次的大選那么熱鬧，卻在扎扎實實地實現人民的利益。如果這不叫民主，那什么叫民主呢？畢竟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而不僅僅是一個選秀式的娛樂狂歡。這是第一點。

2023年新年第一個月，美國槍擊案創(chuàng)紀錄。圖自新華社

第二點中國的民主是導向團結和諧的。西方文明自古大多是以小國形態(tài)存在，所以缺乏大規(guī)模政治的經驗，因而它的政治文化中長期存在兩個重要的傳統，一個是廣場政治傳統，一個是貴族政治傳統。廣場政治就像我們的居委會或者村委會一樣，大家跑出來一起來參政。那么它必然是以修演講、辯論和表演為特征，接近于一種娛樂選秀。而歐洲貴族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拉幫結派，搞黨派斗爭，這也是今天西方多黨制的一個重要淵源。這兩種制度傳統都有一個共性：不管對錯、“派性”先行。所以批評和反對成了政治生活里面的一個利器。

今天西方的兩黨輪流坐莊制度、三權分立的“否決制”、還有利益集團博弈的所謂“多元民主”以及以現在流行的“白左”價值觀為典型的“文化多元主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在加劇不負責任的批評、為反對而反對的惡習。政治凝聚、社會團結和人民整體利益都在這些黨派和媒體的罵戰(zhàn)中、在候選人互相潑臟水的“游戲”里邊、在議會冗長辯論中，在民眾的街頭政治里被消解掉。我們看到自由的極端其實就是另一種不自由。我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在2016年和2020年兩次大選里邊甚至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有一些選民，他不敢公開支持某個候選人，不敢公開表達。

中國自古有超大規(guī)模制度實踐的經驗和統一政治傳統，所以我們對于派系和黨爭這樣的現象格外警惕，歷代制度建設都注意克服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性。像中國這樣的大規(guī)模、多民族國家中，如果我們任由黨派競爭，采取票決制、讓多數壓倒少數，結果有可能是災難性的。中國當然不缺乏批評，中國發(fā)展出了古代世界最發(fā)達的監(jiān)察制度，涌現出了很多不惜一死也要批評皇權和權貴的言官諫官。相反西方各國大多都是到19世紀才開始出現類似的制度。但是中國文化同時也強調，你不能為了反對而反對，更不能為了黨爭的私利而發(fā)出批評。任何不以促進改良和解決問題為目的的批評是沒有意義的。中國的傳統就是要講求實際，把事做成，實現目標，實現人民的利益，以此為宗旨才能夠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反對。

列寧主義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其實跟我剛才講到的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有很多共通之處。所以我們是在吸收古今中外政治智慧的基礎上，我們黨和國家建立起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把民主和集中給對立起來，也不是把民主和反對等同起來，而是追求民主與集中的統一。集中不是一句空話，也不能生硬要求，集中的實現要求在政治生活的任何領域都要堅持群眾路線；立法和決策的任何環(huán)節(jié)都要堅持充分協商，讓意見和訴求充分表達；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在兼顧整體和個體利益的基礎上來實現集中。好的民主，絕不是亂哄哄的黨爭，而是一種和諧生動的政治生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