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過二元對立敘事，從道德角度污名化俄羅斯

在國際新聞報道中，不同地區(qū)的新聞往往得到的關注程度差異巨大。西方媒體對烏克蘭局勢的密集報道，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他們的報道總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出一種基于文化和種族的偏見，這些報道傾向于強調烏克蘭與西方世界的相似性，從而賦予其特殊地位。然而，這種做法卻有意無意地在向其受眾傳播一種危險的認知：似乎某些生命比另一些更值得同情和關注。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查理·達加塔（Charlie D'Agata）曾稱，相較于伊拉克或阿富汗，烏克蘭是“更加文明，更加歐洲化”的地方，暗示“發(fā)生在歐洲的沖突”應當獲得更高的關注度。同樣地，英國著名的保守黨政治家、寫手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也曾評論稱，“烏克蘭人看起來與我們相似，不應遭受如此對待”，這種言論實際上是在鼓吹一種基于種族和文化親緣性的“同情等級制度”。

達加塔的不當言論

上述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并非偶然現象，而是系統(tǒng)性的宣傳策略。西方媒體對烏克蘭的“白人性”及其基督教特征予以特別關注，強調烏克蘭難民是“基督徒”、“白人”，并主張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通過突出烏克蘭的“歐洲特性”，西方媒體從所謂的“道德立場”出發(fā)，把烏克蘭定位為“白人文明世界的一員”，俄羅斯則被描繪為破壞“文明秩序”的一方，完全無視了蘇聯解體、北約東擴等導致沖突爆發(fā)的歷史客觀因素。同時，這種在輿論方面給不同國家劃分三六九等的雙標做法，也導致非西方地區(qū)所經歷的苦難被視作常態(tài)，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達加塔、漢南等人的言論，是在給其受眾灌輸一種理論：暴力在其他地方是可接受的，但在“文明”的歐洲則是無法容忍的。這種理論在強化殖民時期的等級觀念的同時，也傳達了這樣一種價值觀：“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價值”，從而使俄羅斯“破壞文明不可饒恕的惡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道德雙標”加深了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負面印象。通過持續(xù)不斷的輿論攻勢將俄羅斯污名化為“國際秩序的破壞者”，西方媒體不斷放大俄羅斯在烏克蘭沖突中的角色，卻刻意回避自身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責任。每當報道俄羅斯的新聞時，西方媒體在詞匯選擇上往往傾向于使用諸如“侵略”、“壓迫”等負面且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詞語。

通過這種方式，俄羅斯被塑造成了一個需要全球共同抵制的“惡棍”，其國家形象因此蒙受巨大損失。而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暫時轉移了外界對其軍事入侵（甚至還試圖通過“圍俄救西”，將自身從對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地發(fā)動入侵的輿論爭議中解脫出來）和其他不當行為歷史的關注，成功地將焦點從自身問題轉移到了對俄羅斯的指責之上，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西方媒體霸權的局限性與全球信息主權的崛起

當西方媒體用精密構建的輿論鐵幕籠罩世界時，其賴以生存的精神底座也在崩解。輿論的鐵幕看似密不透風，卻已顯露出不和諧之處。如今，全球受眾的認知正在生成“精神抗體”，西方媒體霸權仍在持續(xù)，但其局限性也日益顯現。

隨著全球南方國家和其他非西方勢力的崛起，西方媒體的話語主導地位正受到挑戰(zhàn)。國際社會中的新興力量正在通過建立自己的傳播網絡和信息渠道，打破西方長期以來的信息壟斷?！叭蚰戏健狈e極構建本國或基于多邊機制的信息平臺，提供不同于西方視角的解讀與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媒體單一敘事的權威性。

西方媒體常常依賴于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如所謂的“民主VS威權”），這種簡單粗暴、以偏概全的模式，不僅無法準確反映現實世界的多樣性，還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分裂與對立。西方媒體對于自身價值觀的過度自信，有時會導致對外傳播策略上的失誤，忽略了不同受眾的不同文化背景，從而限制了其敘事傳播的有效性。

面對快速變化的數字媒體環(huán)境，傳統(tǒng)西方媒體機構雖然仍占據重要位置，但也面臨著來自社交媒體和其他新型數字平臺的競爭壓力。這些新平臺使得信息傳播更加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任何個體或組織都有可能成為信息源，這對依賴集中式控制的傳統(tǒng)媒體模式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zhàn)。

“紐約客”雜志對Tiktok在俄烏沖突中角色的報道

在這個過程中，Telegram成為了全球南方地區(qū)的主要新聞來源，Tiktok等自媒體平臺趁機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挑戰(zhàn)了西方的媒體霸權。另類信息平臺的崛起表明西方媒體公信力衰弱、以及其影響力正不斷下滑的趨勢。

基于此，“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的“道德雙標”提出了質疑。這些國家批評西方媒體的雙重標準，并指出西方媒體附庸于地緣政治的本質。

例如，南非總統(tǒng)拉馬福薩譴責西方在武裝烏克蘭的同時，卻忽視了巴勒斯坦長達數十年的占領問題?？夏醽唽W者南賈拉·尼亞博拉指出西方媒體對烏克蘭難民與對中東或非洲移民的描述的差異，這種不信任促使“全球南方”呼吁獨立看待俄烏沖突，并拒絕西方選邊站隊的要求。

“全球南方”的質疑不僅源于西方媒體的雙重標準，還與西方制裁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密切相關。為了使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合理化，西方媒體常將這些制裁描繪為“道義上的需要”，而非地緣政治脅迫的工具。

然而，俄烏沖突的爆發(fā)及《黑海糧食倡議》的失敗，對依賴俄羅斯糧食和化肥的不發(fā)達國家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并促使相關國家堅定了在俄烏問題上不選邊站隊的決心，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等國因戰(zhàn)爭加劇的糧食和能源短缺而陷入困境，它們批評北約將烏克蘭的軍事需求置于全球穩(wěn)定之上。與此同時，俄羅斯資產被扣押也引起了“全球南方”對“西方強盜行為”的警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抵抗西方輿論霸權、建立媒體信息主權，不僅是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性的關鍵所在，也是促進文化多樣性和經濟自主的重要途徑。面對西方媒體長期主導的國際信息輿論場，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通過加強國內媒體建設、多元化信息來源、完善法律法規(guī)保障以及提升公眾教育與意識，正在逐步打破單一的信息壟斷局面。

這些努力不僅有助于確保本國立場和觀點能夠被表達出來，避免“被代表”，同時也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提供了看待問題更多元化的視角，促進了相互理解和尊重。這標志著國際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其中信息主權已經是衡量國家實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球南方”及其他新興力量正在國際輿論場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挑戰(zhàn)并改變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單一敘事模式。這不僅是對現有國際信息輿論體系的一次深刻變革，也為實現更廣泛、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奠定了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聲音都得到了重視，每一種文化都被賦予了展示自身獨特價值的機會。這有助于“多極秩序”的形成，也有助于共同塑造一個更加平衡、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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