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去依附

面對如此嚴峻的危機，我們是怎么走出來并且進入工業(yè)化第一步的？

工業(yè)化第一步是什么？面對分散的小農經濟，只有從小農手中獲取剩余，才能有產業(yè)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的極度稀缺，這是任何發(fā)展中國家要進入工業(yè)化都繞不開的第一難題。更何況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帶領西方全面封鎖中國，想要按照西方經濟學給定的“出口替代”或“進口替代”理論、通過對外貿易來獲得外部資本，門都沒有。

只能眼光向內，對內獲取農業(yè)剩余完成資本積累。

然而，建國初期第一大危機是舊政權放棄“主權幣制”造成的惡性通脹，不僅沒被革命終結，反而在農民武裝包圍并且奪取了大城市之后，延續(xù)了嚴重的赤字與通脹。

此時，若繼續(xù)按1947年確立“新民主主義”給定的、與一般發(fā)展主義無異的“私營企業(yè)+市場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的、本源于斯大林主義的既定方針辦，則新政權難以維持。雖然中國共產黨明確要發(fā)展私人資本經濟，但是在惡性通脹壓力下，任何實體企業(yè)都沒有利潤可言。

實際上，中國經濟所謂“脫實向虛”不是現在才發(fā)生，在高通脹的20世紀40年代末期就已經存在私有制經濟脫實向虛了。資金從無利可圖的實體經濟大量流出，普遍進入投機經濟，導致生活物資囤積居奇、外匯和股票市場多空炒作……但那確是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使然。

幸虧，當時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比88%的傳統二元結構。

幸虧，1947年共產黨開始搞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執(zhí)行的是歷朝歷代都要努力實現的“耕者有其田”的符合鄉(xiāng)土中國的“農戶理性”的土地制度。

到1949年建國以后全國推進以自然村為單位的“大拉平”土改，使占總人口88%的農民恢復了傳統意義的小農經濟，客觀上不需要現代化的經濟體制；這使得新政權只需用有限的財政能力，去治理覆蓋占總人口比重不足12%的城里人的通脹危機及其次生問題。

新政權、農民、私人資本之間形成互動，具體看：

一旦土地到手，傳統小農一般在滿足簡單再生產的同時還要追求擴大再生產，也就是擴大土地面積，那就要節(jié)衣縮食盡可能多地向國家交售農產品以積蓄現金；恰逢私人資本脫實向虛之際，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這些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哄抬物價。

這時候，新民主主義講的是私人資本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應對這場危機。大量研究的結果也表明，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應對不了危機的重要原因，是沒法直接使用革命手段來解決問題，拿私人資本沒有辦法，市場經濟嘛，私人資本和政府調控玩貓捉老鼠的游戲，私人資本在危機中更加獲利，政府調控無效，民生受損，甚至政權維持不下去。

但是，新政權能夠延用在農民革命戰(zhàn)爭中形成的巨大動員能力——在上海、武漢等大城市里打“三白”戰(zhàn)役。這時，共產黨通過全國土改實現了歷朝歷代的“均田”但卻不“免賦”，以便從農民那里得到大量的“三白”物資，有策略地投放到城市，用于平抑市場價格，迫使大批囤積居奇的私商的“順周期”投機落敗。

與此同時，農民還把出售農產品所吸納的大約占政府總發(fā)行量40%的貨幣，為了今后買地需要，而儲存到銀行，這些貨幣不進入流通領域，也就沒有造成通脹壓力。這對農民微觀主體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卻在宏觀上直接幫助人民銀行大量回籠并在鄉(xiāng)土社會沉淀增發(fā)的貨幣，同時也間接幫助新政權極大減少了財政赤字壓力。

總之，新政權一方面靠回歸傳統的土改普遍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則靠增發(fā)現代貨幣換取增量農產品穩(wěn)定供給，幫助政府壓低了城市物價并且反過來吸納了過量增發(fā)貨幣。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1948年民國金圓券改革造成的惡性通脹危機初步平定下來了。這個過程的關鍵在于：

其一，土地革命派生出農產品貿易量增加、支撐增發(fā)的主權貨幣。

革命能夠產生制度收益，我們稱之為“革命紅利”。當整個國家被西方完全封鎖，意味著我們被迫實現了去依附，就像最近這幾年美國一再提出制裁中國，讓中國所謂脫鉤，這其實是又一次全面的讓中國去依附。

建國之初那么困難的情況下被動去依附，到底是怎樣走出危機的？

首先是政府理性，我們不能只強調私人經濟的經濟理性，還要強調政府理性，就是維護國家主權獨立。我們是一個戰(zhàn)爭打出來并且打了一百多年解殖戰(zhàn)爭的政權，能不能輕易的放松底線？關系到能不能放棄主權的原則！不能。因此只要我們不放棄主權獨立，就得到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擁護，因為大多數人親身經歷了主權喪失、半殖民地社會對人民造成的傷害，所以，堅持政府理性就是要維護主權的同時使農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國當時占人口88%的農民——即最大多數人的擁護。

其二，本幣之錨：“三折實”使本幣基于實物信用。

接著，由于我們是主權貨幣，而這個主權貨幣當時是用解放區(qū)的方式，是折實的，當時的財政、金融都是折實，折成小米。毛主席當時工資是折算成一年三萬多斤小米，一個部長幾萬斤小米，都是這樣算的。我父親那一代人進城當老師，也是按照折實來算他們的工資。

用折實的方式內生性地與土改結合，因為土改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以后，農民的產出在提高，形成的增產拿來跟政府交換，要存起錢來才能買地，于是政府大量增發(fā)的貨幣被農民吸納，就使國家貨幣主權保持了相對穩(wěn)定。獨立主權向貨幣體系賦權形成的信用，農民是接受的，因為農民本身是革命主體。這意味著大量增發(fā)的貨幣儲備回到銀行，等于農民幫助國家完成了一個貨幣收發(fā)的閉環(huán)。農民銷售的農產品被國家組織的物流系統調到沿海沿江大城市，打掉了投機把物價先降下來，實體經濟就能復蘇了。

所以，新政權對這場危機調控成功，一是得益于土改形成的革命紅利；二是共產黨在根據地形成的折實體系。二者都在扭轉危機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因為城市當時實行的是軍管，所有的外匯投機、股票投機，全部被用軍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私人資本經濟下，只要那些能夠吸引金融資本投機的投資人大量進場，資金就不可能向實體經濟投。所以，如果一手開放虛擬資本交易，一手還要鼓勵實體經濟，顯然是自相矛盾。建國之初的主要做法，一是打掉投機才能讓資金去搞實體經濟。二是本幣的錨很大程度上是折實，錨定在實體經濟上。銀行那時候都叫“存三白”，就是存進去錢的時候值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錢的時候還能買等量的白米、白面、白布。所以并不是老百姓直接把米面布存到銀行，而是存到銀行的錢可以相對實物等值地得到保障，主權貨幣信用是用折實方式支撐的。這些都是化解通脹的主因。

其三，國家資本：重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財產關系。

國初危機化解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跟一般發(fā)展中國家差異很大的因素，就是新政權把官僚資本、買辦資本沒收了，也把跨國公司代表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產沒收了。通過革命所建立的經濟成分叫國家資本，具有全民所有制屬性，也意味著政府宏觀調控中最可操控的手段就是國家資本，但它在最初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中是很弱小的。只是因為朝鮮戰(zhàn)爭第一次戰(zhàn)役打贏，蘇聯開始向中國輸出裝備生產線，國家資本才得到了陡然加強。

蘇聯大規(guī)模向中國轉移的軍事裝備生產線在戰(zhàn)時被中央政府控制的國家資本直接吸收，就需要很多勞動力進城去搞基本建設。因為那時候沒多少機械，所以挖土方、修馬路、蓋廠房，所有這些大規(guī)?；ǘ伎康氖寝r民勞動力進城。整個“一五計劃”期間有兩千多萬農村壯勞力進城，這些人未必適合工業(yè)，主要是搞基建的，就需要國家主辦的供銷社采購大量農產品來保障他們的生活，于是就構成了國家的物流系統和農村之間的剩余之間的交換，這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國家資本經濟體系就壯大起來，新民主主義階段財產關系的所有制結構隨之也改變了。

因為，當國家資本大規(guī)模加強的時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就是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之間的矛盾，所以就有了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由于國家資本確實發(fā)展速度很快，1953到1956年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對私人資本的改造。此后，是國家資本以全民所有制的屬性，形成了對農村中獲取剩余的體制改造。

1953年，國家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有計劃、成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邁開了步伐。（圖自新華社）

到1956年，伴隨著國家資本完成對私人資本的改造，工業(yè)化疊加城市化顯著加快。于是，大型工業(yè)品下鄉(xiāng)的要求使得中央推出了以鄉(xiāng)為單位的農村集體化，這以后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工業(yè)化的資本積累，主要來源于從農業(yè)提取的剩余。

其四，私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第一次逆周期調節(jié)。

上文介紹了惡性通脹被新政權緩解的基本經驗。而危機之后進入蕭條也是一般規(guī)律。私人資本的小規(guī)模企業(yè)，抗不住宏觀經濟波動風險對他們的打擊，投機經濟1950年被壓抑之后，大量的私人資本在投機中的損失直接表現為進入蕭條。在這種情況下，盡管試圖繼續(xù)新民主主義，可無論怎樣刺激發(fā)展實體經濟，私人資本為主的中小企業(yè)就是活不起來。

一方面是這個通貨緊縮、經濟下滑的蕭條階段，另一方面是政府加強物資采購服務于戰(zhàn)爭需求；那就只有政府直接干預。然而，當政府直接來下場購買，形成對私人資本經濟拉動的時候，雙方都出了很多問題，那就派生了“三反五反運動”；隨后，則是戰(zhàn)爭中得到蘇聯東歐“外資”直接戰(zhàn)略性援助而迅速壯大起來的國家資本對私人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