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批評并非完全錯誤。到20世紀60年代末，蘇聯在洲際彈道導彈的原始數量上已經能與美國平起平坐；到1970年，在巨型彈道導彈方面更是遙遙領先。其中一些洲際彈道導彈搭載了大型的、可獨立瞄準多個目標的再入飛行器，可向多個目標發(fā)射彈頭集群。

1977年，美國仍在潛射彈道導彈方面保持著五比一的優(yōu)勢，同時轟炸機攜帶核武器優(yōu)勢更大，數量上達到了11比1。莫斯科從未擁有足夠的彈道導彈能夠對美國的核資產進行打擊，因此華盛頓也無法通過核打擊來回應莫斯科方面。事實上，蘇聯高級軍官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訪談中表示，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軍方領導層已經否定了蘇聯能夠打贏核戰(zhàn)爭的說法。而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核武庫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軍工聯合體的運營慣性。

美蘇核資產數量對比

在某種程度上，基辛格與蘇聯方領導人有著相似點。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他的觀點從未改變：一場世界級的核戰(zhàn)爭對于任何人都是災難，沒有人能從中取勝。因此，基辛格對兩個超級大國核武庫的規(guī)模、質量等細節(jié)的關注度遠不及如何通過緩和的外交手段降低世界末日風險。他認為，鑒于蘇聯的經濟規(guī)模遠小于美國，蘇聯的核均勢最終將會被證明是不可持續(xù)的?；粮裨?97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西方軍事力量所依賴的經濟和技術基礎在規(guī)模和創(chuàng)新能力上仍然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彼a充道：“我們不用害怕競爭。如果存在軍事競爭，我們有實力捍衛(wèi)我們的利益。如果進行經濟競爭，我們早就贏了。”

輸掉競爭，贏得戰(zhàn)爭

保守派反對基辛格的原因不僅僅在于他似乎默認并容忍了蘇聯的核均勢。鷹派還認為，基辛格太容易接受蘇聯制度的不公正性——這與自由派抱怨他太愿意容忍右翼獨裁政權的不公正性正好相反。這一問題在蘇聯限制猶太移民和對待持不同政見者（如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問題上凸顯出來。如，20世紀70年代，當索爾仁尼琴被趕出蘇聯訪問美國時，基辛格建議杰拉爾德·福特總統(tǒng)不要會見他，這激怒了保守派。

索爾仁尼琴也由此成為基辛格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他在1975年寫道：“即使在核時代的背景下，為了追求和平，容忍任何兇殘的暴力形式和針對數百萬人的大規(guī)模暴力，沒有任何道義可言。”他和其他保守派批評家都認為，基辛格只是通過緩和政策促成了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1975年西貢淪陷、柬埔寨陷入波爾布特獨裁暴政、古巴與蘇聯干涉安哥拉從而導致的后殖民沖突等其他地緣政治斗爭似乎證明了他們的說法。1976年，里根在共和黨總統(tǒng)初選中對標福特時宣稱：“我和其他人一樣，相信福特先生所說的和平。但在安哥拉、柬埔寨和越南等地，他們正在走向墳墓。我所看到的就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看到的——美國意志的崩潰與美國力量的衰退?！?

與對蘇聯核優(yōu)勢的指控不同，基辛格從未否認蘇聯在第三世界的擴張對美國構成了威脅。他在1975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稱：“時間不多了；干預政策的持續(xù)必然會威脅到其他關系。我們將靈活、合作地解決沖突……但我們決不允許‘緩和’政策變成單方面謀利的幌子?！比欢F實情況是，在缺乏國會支持的情況下，無論是南越還是安哥拉的抵抗，福特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蘇聯的軍事擴張，或至少是承認蘇聯所取得的勝利?；粮裨?975年12月說：“國內爭端使我們既失去了為（蘇聯）提供溫和激勵的能力，比如對貿易法案的限制，也失去了抵制蘇聯軍事行動的能力，比如在安哥拉的軍事行動。”

當然，基辛格聲稱，如果國會繼續(xù)支持美國的援助，南越甚至安哥拉都有可能擺脫執(zhí)政黨的控制。但毫無疑問，基辛格更關心如何阻止蘇聯體系的擴散。他在1974年說：“我們認為有必要與蘇聯采取‘緩和’政策，但并不表示我們對蘇聯國內結構的贊同。美國一直高度贊揚所有社會的思想自由表達。”所以，基辛格拒絕接受索爾仁尼琴，那并不是因為基辛格對蘇聯模式持寬容態(tài)度（更不代表暗中同情），而是因為他相信，華盛頓可以通過與莫斯科保持合作關系取得更大成就。

這一點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通過緩和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緊張局勢，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部分人改善了生活。在基辛格牢牢掌控緩和局面的時期，從蘇聯移民的猶太人數量有所增加，而在華盛頓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Henry “Scoop” Jackson）和其他國會鷹派人士試圖公開向莫斯科施壓，通過阻礙美蘇貿易來釋放更多猶太人后，移民人數隨之減少了?；粮竦谋Ｊ嘏膳u者強烈反對美國在1975年夏天簽署《赫爾辛基協(xié)議》，認為這代表著對蘇聯戰(zhàn)后征服歐洲的許可。但是，通過讓蘇聯領導人承諾尊重其公民的基本權利作為協(xié)議的一部分，蘇聯方面無意兌現，因此該協(xié)議最終削弱了蘇聯在東歐統(tǒng)治的合法性。

這些事實都無法挽回基辛格的政治生涯。福特一下臺，他的國務卿職務也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擔任要職。但是，即使在“緩和”政策的主要批評者卡特和里根的領導下，基辛格的核心戰(zhàn)略理念在未來數年繼續(xù)開花結果?？ㄌ卦u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的現實主義不夠富有同情心，但他自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說服了他對莫斯科采取強硬態(tài)度。1979年底，卡特警告蘇聯需盡快從阿富汗撤軍，否則將面臨“嚴重后果”。里根名正言順地將“緩和”政策作為自己的政策，但事實上他所做的工作比基辛格還要多。在尋求和解的過程中，里根同意削減華盛頓的核武庫，削減幅度之大遠遠超過了基辛格所謂的“謹慎”程度?！盎粮駮r代”并沒有因為福特1977年1月下臺而結束。

盡管基辛格早已被人遺忘，但與他同時代的人們還是認識到了這一事實。例如，保守派評論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指出，即使基辛格本人無法參政，里根政府很快就被“基辛格主義者”和“緩和主義者（détenteniks）”滲透。的確，里根政府變得十分通融，以至于輪到基辛格指責里根過于軟弱，比如他對波蘭實施戒嚴令的反應。基辛格反對從蘇聯向西歐輸送天然氣的管道計劃，理由是這將使西方“比今天更容易受到政治操縱”。事實證明，這個警告是有先見之明的。1987年，里根準備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達成協(xié)議，兩國將銷毀所有中程核武器。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專欄上警告這種做法太過分了。對于這樣的批評，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給出了一個一針見血的回應：“我們現在已經超越了‘緩和’。”

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tǒng)里根握手。蘇聯與美國關系緩和，冷戰(zhàn)走向結束。（圖源：路透社）

“緩和”2.0

考慮到1969年初美國所面臨的困境，基辛格所設想的緩和局面是合情合理的。由于無法擊敗北越、飽受滯脹之苦、在種族關系與婦女權利等問題上都存在嚴重的分歧，華盛頓無法與莫斯科硬碰硬。同時，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整體經濟根本無法支撐國防開支的增長（盡管基辛格很少提及，但緩和也有財政方面的原因）。緩和并不如基辛格的批評者所稱，意味著接受、信任或姑息蘇聯；它也不意味著允許蘇聯獲得核優(yōu)勢、永久控制東歐或在第三世界建立帝國。它意味著承認美國力量的局限性，通過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降低熱核戰(zhàn)爭的風險，并為美國復蘇爭取時間。

這奏效了。誠然，基辛格沒有確保美國從南越撤軍到北方征服南方之間的“體面間隔”，他曾希望這一間隔足夠長，以限制對華盛頓信譽和聲譽的損害。但是，“緩和”使美國在國內重整旗鼓，穩(wěn)定其冷戰(zhàn)戰(zhàn)略。美國經濟很快以蘇聯無法實現的方式進行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出經濟和技術資產，使華盛頓取得了冷戰(zhàn)的勝利。緩和也給了蘇聯自縊的繩索。在東南亞和非洲南部取得的成功讓蘇聯更加膽大妄為，他們對欠發(fā)達國家進行了一系列錯誤且代價高昂的干預，最終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

鑒于“緩和”在這些方面的成功鮮有人知，我們不禁發(fā)問，美國今天是否可以從中汲取與中國競爭相關的經驗教訓？基辛格也堅信這一點。他2019年在北京發(fā)表演講時，他宣稱美中兩國已經“處于冷戰(zhàn)的山麓”。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他將這一說法升級為“山口”。在去世前一年，他警告說，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促使武器速度更快、精度更高，而且有可能實現自主，因此新冷戰(zhàn)將會比第一次冷戰(zhàn)更加危險。他呼吁兩個超級大國盡可能開展合作，以限制這場新冷戰(zhàn)的生存危險，尤其是避免在臺灣問題上出現可能造成大災難的對峙。

正如20世紀70年代，在當前關于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中，許多專家批評這種方法。最具思考力的新一代保守派戰(zhàn)略家中艾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勸說拜登政府采取 “拒止戰(zhàn)略”。有時，拜登政府本身似乎也在質疑長達半個世紀的對臺灣的模糊政策，即美國不明確是否會動用軍事力量保衛(wèi)臺灣地區(qū)。但美國兩黨幾乎達成共識，認為過去階段與北京的接觸時代是一個錯誤，因為當時錯誤地認為增加與中國的貿易會神奇地使中國政治體制變得自由化。

然而，沒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超級大國應該像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輩那樣，在經歷20年的邊緣政策后才進入他們冷戰(zhàn)的緩和階段。對于臺灣問題而言，實行“緩和2.0”政策肯定比上演新版的古巴導彈危機要好，但角色互換了：對手國家“封鎖”附近的島嶼，而美國不得不突破“封鎖”，帶來所有相關的風險。這無疑是基辛格在其漫長生命的最后一年所相信的。這也是他在100歲生日后不久最后一次訪問北京的主要動機。

拜登下令進行的限制措施將禁止私募和風投機構投資某些高科技領域（圖源：紐約時報）

與“緩和 1.0”一樣，新的“緩和”并不意味著安撫中國，更不是期望中國做出改變。它將意味著在軍備控制、貿易、技術轉讓、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以及太空領域再次進行無數次談判。與《戰(zhàn)略武器限制談判》（SALT）一樣，這一過程將是漫長而乏味的，甚至可能沒有結果。但它們將是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通常偏愛于戰(zhàn)爭的“面對面會談”。至于臺灣問題，超級大國最應該做的是重拾他們的舊承諾，通過基辛格的努力達成一致，同意保持分歧。

當然，緩和不會創(chuàng)造奇跡。在20世紀70年代，它既被過度吹噓，同樣也被過度購買。毫無疑問，這一政策為美國贏得了時間。但作為一種國際象棋戰(zhàn)略，或許需要無情地犧牲許多棋盤上的小棋子。正如一位蘇聯分析家對美國反對其干預安哥拉表示困惑，“你們美國人試圖像推銷洗衣粉一樣推銷‘緩和’政策，并聲稱它能做洗衣粉能做的一切事情”。

批評者最終成功地毒化了這個詞。1976年3月，福特在競選連任時禁止使用該詞。但也始終沒有一個可行的替代。當被問及是否有替代詞時，基辛格給出了一個特有的詼諧回答。他說：“為了找到一個替代詞，我自己都手足無措。緩解緊張、放松緊張局勢，我們很可能又要用這個老詞。”

今天，拜登政府為自己找到了一個詞：“去風險化（derisking）”。這不是法語，但也幾乎不是英語。盡管由于當今超級大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提高，這場所謂“冷戰(zhàn)”的起點有所不同，但最佳戰(zhàn)略可能最終與以往基本相同。如果新的“緩和”政策受到批評，那么批評者就不應該像基辛格的“緩和”政策經常被他的許多敵人歪曲那樣歪曲它——以免他們在戰(zhàn)情室里發(fā)現自己像里根一樣做著本質上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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