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宗】

全世界絕大多數(shù)的憲法都只訂明當?shù)氐倪x舉制度內(nèi)容和改變制度的門檻，因為作為政治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選舉制度，它的有效運作和穩(wěn)定性至關重要。而香港基本法是極少數(shù)憲制性文件對選舉制度的演變定下條件和目標，就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按照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這體現(xiàn)了擁有香港政治制度決定權的中央政府，充分尊重香港市民的意愿。普選條款在澳門基本法就沒有出現(xiàn)。

可惜，中央的善意換來香港無休止的爭論。有關選舉制度的爭議困擾香港幾十年，是中央和特區(qū)關系不和諧的根源，也是香港社會內(nèi)部撕裂的最大源頭。

3月30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獲得全票通過。

毒害甚深的“普選欠債論”

香港反對派有一個普選的“三段論”：首先，普選是所謂“基本人權”。人民有權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的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每個地方都有它的特殊情況和制度，把普選跟自由平等法治這些崇高價值相提并論，而不是把它作為促進管治的手段，本身就是有意誤導。第二，香港的各種問題都源于政制“不民主”和沒有普選；第三，沒有普選的原因是中央沒有信守基本法的“承諾”。

我把這種思維稱為“普選欠債論”：反對派覺得普選是中央對香港的“欠債”，是一個承諾多年但未償還的“債務”，這明顯沒有尊重中央對香港政治制度的主導權和決定權。這種普選欠債論為害甚深，某種意義上，上次政改討論有所謂的“袋住先”一說（注：袋住先，在粵語中有“先接受了再說”的意思。），也是這種“欠債論”的反映。而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2019年的黑暴動亂，與其說是香港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fā)，不如說是這種經(jīng)年累月的“普選欠債論”所引起的極端行為表現(xiàn)。

普選絕對不是香港政治制度的唯一目標。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可以從前草委會主任姬鵬飛先生在基本法1990年頒布時的說明中得到理解。這份名為“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的權威文件，在政府基本法網(wǎng)站可以下載，可惜認真細讀的香港人寥寥可數(shù)。文件提到，香港的政治制度應該要“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于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fā)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而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系是“既相互制衡也相互配合”。

由此可見，普選雖然在基本法第45和68條列明是最終目標，但不可以理解為香港政治制度的唯一目標。事實上，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一直是中央堅持的原則。因此，雖然2007年的人大決定認為，在行政長官實施普選以后可以實行立法會普選，但立法會普選與廢除功能組別是否畫上等號一直沒有定論。

眾所周知，香港的實際情況在2019至2020年已經(jīng)發(fā)生重大變化，行政立法關系不是相互制衡和相互配合，而是已經(jīng)走向極端甚至是懸崖邊緣。立法機關不是制衡行政機關，而是不惜一切癱瘓行政機關施政。因此，強調(diào)“愛國者治港”作為根本原則，而不是以政治觀點或者個別界別利益作為劃分標準，是非常必要的，體現(xiàn)了堅守一國兩制的底線思維。

香港過去花大量精力在政治爭論當中，民生、經(jīng)濟以至深層次問題被置之不理。例如，政改和普選議題都是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區(qū)議會選舉的“必答題”，香港的社會民生和長遠規(guī)劃卻無人問津?？梢哉f，一屆政府的五年任期內(nèi)，從準備、諮詢、爭論和爭取通過政改耗費了超過一半時間，但換來的，是香港內(nèi)部日益嚴重的撕裂以及滋生反對中央、乃至“本土”“港獨”思潮。

這次全國人大為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一錘定音，解決了爭議幾十年的議題，我覺得是香港發(fā)展的里程碑，也是一國兩制發(fā)展的里程碑。過去不少人，包括部分建制派人士，在社會已經(jīng)嚴重撕裂、明知立法會不可能通過的情況下，還說要“重啟政改”，其實質(zhì)是要中央改變 8·31決定。

2019年，香港街頭暴亂。圖自路透社

香港管治人才存三大問題

這次3·11決定一錘定音，可以讓香港社會真正聚焦解決深層次矛盾，把香港人最關心的題目，從選舉政治變成地方管治，包括更關注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貧富差距、社會流動不暢、跟內(nèi)地的融合，還有政治人才的培養(yǎng)等重要問題。這肯定對香港未來的發(fā)展和一國兩制的行穩(wěn)致遠有好處。

關于未來的選舉制度，我覺得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貫徹以后，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培養(yǎng)愛國者，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恼稳瞬拧Ｏ愀壅稳瞬庞腥髥栴}，第一是數(shù)量不足，第二是年齡偏大，第三是來自基層的偏少。現(xiàn)時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平均年齡是56.8歲，70歲以上的有6人；如果只計算功能組別的話，平均年齡達62.7歲，年齡最大的10個議員有8個來自功能組別。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平均年齡65.9歲，65歲以上有11人，70歲以上有7人，占所有議員接近一半。特區(qū)主要官員相對年輕，但平均年齡也達到59歲。

重組和賦權選舉委員會是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核心。選舉委員會以行業(yè)專業(yè)界別為基礎，可以達到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和均衡參與的目標，平衡直選的民粹主義傾向。但由于行業(yè)的領袖都是論資排輩，能夠被推舉的很少會是年輕人，基層人士也難以參與各個行業(yè)專業(yè)的協(xié)會。因此，在改革原有選委會界別和新增界別的同時，應盡量增加年輕人和基層人士的參與。新的選委會的第三組別，由“勞工、社會服務和宗教“調(diào)整為“基層、勞工和宗教”，表明對基層人士的重視，是值得支持的。越多基層人士能夠進入選委會、立法會以至特區(qū)政府，香港深層次問題才更有機會被解決，各種福利和紓困措施才能更對癥下藥，不至于離地！

此外，在選委會組成方面，我希望以后可以有一些新的界別，包括更多青年界別和智庫界別。香港從事政策研究的人數(shù)不多，但一直為香港社會、特區(qū)政府和中央出謀劃策。選委會除了推舉較大比例立法會議員，也會提名所有立法會議員；智庫人士參與選委會可以讓立法會參選人更重視宏觀政策研究，更多胸懷“國之大者”而不是“光喊口號”的政客參選，對香港長遠發(fā)展有利。

【本文原載于《大公報》（2021年03月23日），觀察者網(wǎng)已獲作者授權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