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節(jié)選自王紹光《祛魅與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一直高舉著兩面道義大旗，一面是“人權高于主權”，一面是“經(jīng)濟全球化”。在我看來，高舉這兩面旗幟的邏輯結果應該是西方撤除對外來移民的重重障礙。

首先，既然西方自詡是人權的捍衛(wèi)者，又認定別國人民的人權沒有受到尊重，西方享受自由的人用腳進行選擇，而不應該以主權為由壓制基本的人權——自由遷徙權。

其次，西方要求各國撤除妨礙生產(chǎn)要素自由流動的種種壁壘，卻忘了生產(chǎn)要素不僅包括物品、資本和技術，也包括勞動力。要開放就全面開放，不能只要求對西方有利的貿(mào)易自由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也應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

有人也許會說，人口怎么能自由流動呢？仿佛限制人口中自由流動是天經(jīng)地義的。實際上，勞動力跨國自由流動比商品和資本自由化有更長的歷史。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恐怕比對商品和資本流動的限制要少得多。既然人口自由流動有歷史先例，又是“人權高于主權”和“經(jīng)濟全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為什么西方學界卻對此視而不見呢？這個盲點到底是疏忽造成的，還是偽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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