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維瞻】

因《鄧小平時代》一書而被中國人所熟知的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于12月20日病故。

近年來，中美關系日趨緊張，作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堅持頻繁發(fā)聲，受到中美兩國有識之士的尊敬。他的離去，也被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日后恐怕再難有人這么真誠地對待中國和美國了。

輝煌的學術成就

傅高義教授早年從事日本問題研究，后來在費正清教授的引導下肩負起了研究中國的重任。最初他對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展開田野調查。1960年代，他在香港對中國內地進行間接觀察，并且對“逃港”的內地人進行系統(tǒng)的訪談，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一書。這本書對新中國成立后20年間的廣州社會變化進行了獨到的分析，以反對西方價值觀偏見為原則。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他有機會親身來到廣東，研究了廣東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巨大變革，在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可能是第一個由廣東省政府邀請的西方學者，在廣東考察了八個月，也去了海南等地，重點觀察企業(yè)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1997年，他主編的《與中國共處》（Living with China）一書出版。雖然當時很多美國人意識到中國將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政治秩序中發(fā)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并未形成一致的政策主張。直到今天，這本書很多觀點似乎依然站得住腳。

1993年到1995年，他學而優(yōu)則仕，短暫地赴華盛頓從政。2000年退休之后，他依然筆耕不輟，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他以鄧小平個人為切入點，耗費了十年心血，采訪無數人，書寫了這位改革家的一生貢獻。

2011年，《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書中采訪了包括鄧小平子女在內的很多人，旁征博引，講述事實。這本書也為他帶來了不少麻煩，一些學術同行和美國的自由派認為他對中國的態(tài)度過于溫和，他們繼續(xù)堅持戴著“民主”與“人權”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的政治領導人。

在香港問題上，傅高義教授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即使到了2019年，他依然堅持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政策非常成功，中國政府并沒有主動違反“一國兩制”原則。甚至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如果我是北京，我不會容忍！”

2020年10月，傅高義接受臺灣媒體采訪，他給了蔡英文五個字：“要非常小心！”他特別提醒蔡英文，不要只聽信美國單方面的聲音，也要聽一聽大陸釋放的信號，仔細解讀其中的意涵。

今年7月，他曾經發(fā)出警告，“很不幸，中美兩國有發(fā)生武裝沖突的可能性。盡管沒人希望這樣的局面發(fā)生，而且這將導致所有人的失敗。”“今天，如果南海發(fā)生一場很小的摩擦，就可能會很快升級。如果不能對此有所控制，就很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每個國家都會成為輸家?！薄拔覀儽仨毐苊廛娛聸_突，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

堅持原則的孤獨者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美國的中國政策圈子出現了一種難以置信的迷茫感。一方面，中國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中國崛起關乎美國利益，美國需要有更多的人來研究中國。另一方面，近些年來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備受挫折，他們套用基于西方價值觀的理論框架，但是卻無法解釋中國，也沒有準確地預測中國。這種挫折感使得不少人士紛紛退圈，放棄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改變研究領域。另據《經濟學人》一篇文章統(tǒng)計，這兩年，對中國語言文化感興趣的美國在讀學生的數量，已經下降了20%。

可以這樣說，在美國的中國政策圈子中，長期以來一直是兩種錯誤的觀點在彼此進行爭論，他們一直主導學術界和政策界，其他聲音居于邊緣地位。一派是溫和派和友好派，但他們的“友好”是建立在美國有能力改造中國政治制度的假定之上。這些人一直假定中國會從經濟改革過度到政治改革，緩慢走向多黨制，擁抱美國的價值觀，遵守美國制定的國際規(guī)則，并且堅信這是中國保證自身繁榮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們主張對中國采取溫和的“接觸”政策。

另一派則是強硬派。他們將中國描述為異質的“邪惡”文明，并且錯誤地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建立在虛弱的基礎之上，一旦脫離與美國的經濟關系就會立即崩潰。他們百般唱衰中國，總能找到借口污蔑中國的成就。他們主張通過經濟和軍事手段圍堵中國，以保持美國的霸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