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講述清華大學百年歷史的電影《無問西東》里，清華（兼西南聯大）學生、“三代五將”出身的世家子弟“沈光耀”在抗戰(zhàn)中投筆從戎、加入國軍空軍并駕機與日艦同歸于盡的故事，令無數人感動不已。影片也試圖通過塑造沈光耀這一集高富帥、清華學子、空軍英雄于一身的形象，來改變公眾對民國上層精英的認識。

王力宏飾演的沈光耀

大家都知道，沈光耀的原型就是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誨（1911—1937）。1932年清華畢業(yè)后，沈崇誨加入國民革命軍空軍，任空軍第2航空大隊9中隊分隊長，1937年凇滬會戰(zhàn)中犧牲，犧牲原因過去都認為是“駕機撞沉日艦出云號”。2015年8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沈崇誨位列其中。

沈崇誨（左二）當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參加體育比賽獲獎的合影

其實，清華大學的抗日傳統，并非只有以“沈光耀”為代表的“精英抗戰(zhàn)”這一脈，還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而又風格迥異的另外一脈。很遺憾，影片對這一脈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現給觀眾的就不是一種全面的完整的清華精神或傳統，而是一種片面的、不完整的清華精神或傳統。

那么，清華的這另一精神或傳統是什么呢？在“精英抗戰(zhàn)”之外有沒有其它的如“精英與平民相融合實現全民抗戰(zhàn)”這樣的傳統？讓我們從另一個清華學子張甲洲說起，他于2014年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比沈崇誨還要更早，盡管今天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了。

一、張甲洲——第一個棄筆從戎、抗擊日寇的清華學子

張甲洲，字震亞，號平洋，1907年5月21日出生在黑龍江省巴彥縣振東鄉(xiāng)繁榮村一個富裕的的地主家庭。盡管學習成績優(yōu)異，不過自1923年到1927年間，因參與反日反軍閥的學潮，張甲洲先后三次被齊齊哈爾與沈陽的不同學校除名。

1927年春，張甲洲和巴彥籍同學于天放等結伴從關外來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甲部（理科），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級，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因在校內參加活動被國民黨拘押，期間認識了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馮仲云（日后的東北抗聯領導人）。馮仲云1926年考入了剛剛成立的清華大學數學系，（據說）成為當時熊慶來教授唯一的學生，熊慶來是中國現代數學的先驅人物，還以發(fā)現華羅庚并將其破格延入清華任教等事件而知名。

這時候馮仲云因為要畢業(yè)離校赴哈爾濱商船學校任教并在當地開展工作，便勸張甲洲來清華，好接替他的清華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于是，1930年下學期張甲洲便從北大物理系退學，報考了清華政治系，以第二名（有說是第一名的）的優(yōu)異成績被錄取考。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張甲洲可謂是那個年代的貨真價實的“學霸”。

張甲洲

在清華期間，除了擔任校黨支部書記，張甲洲還擔任過中共北平西郊區(qū)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北平市委代理書記等職務。張甲洲在清華的副手，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胡喬木，1930年他考入了清華物理系。上世紀八十年代胡喬木在給巴彥方面的回信中稱：“張甲洲是我在清華時的同學，當時他是黨員，我是團員。他是我的領導者，為人非常正直，對黨十分忠實，很有能力和魄力。對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極為懷念”，“他性格堅強、豪爽、熱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動能力”。

除了文理兼通學習優(yōu)異，張甲洲長得人高馬大，年少時還練過武術。這些多方面的稟賦，在那個年代，足以讓他成為一個風云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將東北拱手交給日寇。當年冬天，平津高校學生南下去當時的首都南京向國民黨請愿或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復東北，張甲洲是該運動的積極分子，負責糾察工作。12月17日珍珠橋事件發(fā)生，各地請愿與示威的學生遭到國民黨軍警鎮(zhèn)壓，最后被強行驅逐出南京、遣返回各地學校。

離開南京時，張甲洲去了上海，與當時中共軍委負責人周恩人有過會晤。

1932年4月，張甲洲帶領于天放、夏尚志（法學院）、張清林（中大）、張文藻（師大）、鄭炳文（東京工大）等數名黨員大學生從北平返回黑龍江，開始組織抗日武裝斗爭。其中于天放也來自清華，是1929年入經濟系的，后來他因打死日本看守逃出監(jiān)獄而名噪一時。

1932年5月16日，在張甲洲領導下，巴彥抗日游擊隊正式成立，有二百余人。這是由中共領導的第一只東北抗日武裝，張甲洲以及于天放，也因此成為第一批棄筆從戎、走上抗日戰(zhàn)場的清華學子。

巴彥游擊隊組建后，一開始發(fā)展得比較順利，上級派來了趙尚志跟張甲洲做搭檔，一起領導隊伍，鼎盛時期直接與間接控制的總人數達到數千人，曾打下兩座縣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彥游擊隊本來可以成長壯大起來，但令人惋惜的是，王明“左”傾路線摧毀了這一可能。

巴彥抗日游擊隊指揮部領導合影。前排坐在正中為趙尚志，其身后為總指揮張甲洲

今天，當論及東北抗日斗爭最后失敗的根源時，多數人都認為是自然條件惡劣、同時日寇力量又格外強大等客觀因素所致，但這實際上主要還是由于主觀因素即錯誤的領導路線造成的。

九一八后，因為任由國土淪喪，國民黨在東北人民心目中已經聲譽掃地，難以與中共形成強有力的競爭；各界自發(fā)掀起的抗日運動，看似聲勢浩大，但是他們都各自為戰(zhàn)，看不到最終出路何在，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力量來引導他們，為他們提供一個有希望的選擇，同時將他們聯合起來。這時候，中共若從東北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奉行抗日統一戰(zhàn)線的方針，豎起一面有號召力的旗幟，那么，東北人民的抗日力量肯定會迅速壯大起來，如同日后中共在華北華中做到的那樣。

九一八前夕，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恰好代表中央來巡視東北，九一八后不久他接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當時，羅登賢根據東北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一條類似于日后的抗日統一戰(zhàn)線那樣的戰(zhàn)略，東北的抗日形勢本來可以向好發(fā)展，但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恰逢王明“左”傾路線占據了中共領導地位，東北的抗日前景就被他們給破壞了。

1932年6月24日，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即“北方會議”。會議指責東北黨“右傾”，反對建立抗日統一戰(zhàn)線，強令“左”轉，要“組建紅軍”、“成立蘇維?！薄ⅰ按蛲梁?、分田地”、“保衛(wèi)蘇聯”，即實行一套脫離實際、形左實右、關門主義的極“左”方針（這不妨礙他們于幾年后又借口統一戰(zhàn)線從極“左”跳到了極右）。隨后，羅登賢被撤銷職務遣回上海（不久即被捕犧牲），奉行關門主義的新領導取而代之。

1932年11月，傳達北方會議精神的巡視員抵達巴彥游擊隊駐地，張甲洲、趙尚志等人雖有抵觸，但是不得不接受上級指示。巴彥游擊隊番號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6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軍長，趙尚志任政委。北方會議的極“左”關門主義戰(zhàn)略，這種不是力求朋友越多越好而是唯恐敵人少了顯得自己不革命的思維方式，一經落實后，令巴彥游擊隊四面樹敵，很快由盛轉衰。1933年1月，巴彥游擊隊——紅36軍被徹底打垮了，隊伍最后不得不解散。

關門主義的極“左”路線，在實踐中撞得頭破血流，1933年夏天之后不得不緩慢做出調整，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不再叫紅軍，改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之后再改稱為“東北抗日聯軍”。這時候雖然放棄關門主義路線了，可是，壯大力量的最好時機已經錯過了。

隊伍解散后，張甲洲、趙尚志立即去滿洲省委匯報工作，結果新省委不僅不檢討自己的“左”傾領導錯誤，反而將隊伍失敗的責任推到他倆頭上，給他倆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并將據理力爭的二人開除出黨。有種說法是張甲洲沒有被開除，而是省委借口其關系在北平無法得到證明，因而不予承認。

遭棄用的張甲洲，于1933年7月化名去黑龍江富錦中學謀職，因能力出色被任命為校長，隨后又升任該縣教育局長。他利用職務之便，做了大量抗日工作。1937年夏天，北滿省委決定重新起用張甲洲，任命他為抗日聯軍第十一軍副軍長。

1937年8月28日，抗聯11軍派員接張甲洲前往抗聯營地，就在快要到達營地的時候，突然遭遇到一小股偽軍，對方胡亂放了幾槍，不偏不倚，一顆流彈擊中了張甲洲。一代英杰，正待重新大展身手之時，就這樣草草犧牲了。惜哉！

據說，周恩來1953年到黑龍江見到張甲洲的遺像時，情緒失控當場灑淚。今天，除了清華，北大的烈士紀念碑上，也刻有張甲洲的名字，他是這兩所學校共同的榮耀。

在沈崇誨參加抗戰(zhàn)五年多之前，張甲洲就已經在與日寇浴血奮戰(zhàn)了，請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時，巴彥縣民眾紀念張甲洲